赵李对话录——之一

亚行讲话

赵：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

李：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李：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赵：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 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赵：这 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 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李：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李：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赵：李 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 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 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 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 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 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 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赵：正 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 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 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 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 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李：5 月6日 下午，我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理工大和二外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座谈。他们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使各级领导心中有底。小平讲话后，有了精神支柱。4月27 日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下面装进去出 卖了。他们认为今后斗争可能转入校内，非法学生组织争取合法、夺权。尚昆来谈。他说紫阳要改变定性，认为定高了。杨说，赵应肯定这一段李主持中央工作是正确的。赵想去见邓，要杨同去。杨没有同意，说邓的想法不可能变。杨还说，邓没有反对传达 他的讲话，还说，传达了的就传达了，但不再下发文件。

李：赵紫阳还主动去民盟中央，参加民盟组织的中去年教师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人纷纷赞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在座谈结束时，赵紫阳说：“大家讲得很好，谢谢”。阎明复接着说，赵紫阳感谢大家，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思。由于赵紫阳 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个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 息。北大学生头头中同意复课和不同意复课的也展开辩论。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月6日继续罢课。后来学生头头王丹回忆 这段历程时也写道，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使他大感振奋。赵的“五四”亚行讲话给闹事学生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时正应该加一把劲吧事情闹大。另一学生头头郭海峰 后来说，学生与袁木对话后，学潮已开始走向低潮。赵紫阳讲话后，学生认为中央的调子变量，学生应该乘胜前进。可见，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效果是促进动乱之火欲熄又燃。

赵：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 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 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 一个罪状。

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 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戈尔巴乔夫访华

赵：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

李：5月 13日 10时，去首钢座谈。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动乱是不赞成的。首钢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对整治提出一些意见，认为企业权力没有了。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是比较稳定的。

李：今天，杨尚昆同志向我通报了（字迹不清）一起去小平同志处谈话的主要情况。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李：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常委会上，赵并没有向大家讲昨天他去见过小平同志，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赵：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李：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赵：5 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 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 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李：赵紫阳通知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李：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赵：其 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 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 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 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 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我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

邓家会议

赵：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 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 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 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 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李：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 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 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 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 “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 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赵：我 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 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 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 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李：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 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 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赵：最 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 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李：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李：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 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 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 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 是谁走漏消息。

赵：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 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 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 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李：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赵：回 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 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李：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 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 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 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 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 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 “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

李：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 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 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把网上最近疯传的李鹏日记和之前赵紫阳的回忆录放在一起，看看两位当事人在同一事情上的不同做法是怎样的？

胡耀邦逝世：

赵：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 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

李：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冲击新华门事件

赵：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 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 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李：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19日）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赵：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 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 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

李：晚11时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追悼会

赵：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李：晚上8 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赵：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我 的这些意见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 鲜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

李：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赵：那 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

对学生闹事和胡耀邦的看法

赵：为 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 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 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 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 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李：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李：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李：在4月22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临走时交待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做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

出访朝鲜

赵：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 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李：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下午4时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

李：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

赵：4 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 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 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 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 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 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 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 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 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李：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

4`26社论

赵：4 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 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 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 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 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李：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4月25日10时，去小平同志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小平同志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未处理当前复杂的局面指明了方向。下午3时，我立即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等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李鹏同志传达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会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的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由温家宝同志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两个传达稿很快发出了。按照常委会的分工，中央系统是由乔石，国务院系统是由田纪云，北京市系统是由李锡铭同志分别传达的。三大系统的传达都在25日晚间进行完毕。北京市因为身处第一线，在传达时还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为了落实小平同志要给吴祖光、于光远、苏绍智、胡绩伟这些人打个招呼的指示，则由阎明复同志去办。这次常委碰头会还写了纪要，赵紫阳的秘书×彤（原文不清楚）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赵：我 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 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 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 期反自由化不力。

李：《社论》在昨晚由新华社发表后，全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李锡铭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上海动作更快，今天上午就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江泽民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前几天，在北京市街头出现的闹事学生小分队，今天不敢再出来活动了，街头的小字报已被清除。

赵：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 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 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 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 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 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李：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李：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赵：当 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 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 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 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由 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 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 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李：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李：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赵：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 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 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 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 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李：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赵：我 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 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 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 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 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 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 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李：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李：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赵：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 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 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 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王说邓最 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 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赵：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5 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 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 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 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李：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赵：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