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变脸据说是国家二级机密）
最近听说有所谓的”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正好很久以前在中华传媒网上看到过两篇有关的论文（《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与《在“一国两制”下对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的界定》）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故此翻出来，以飧诸君。以下内容是文中论及“国家秘密”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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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无信息自由法，但有保密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密法给予媒体的活动空间并不大，有时还可能使媒体无所适从。
保密法（1988年制订）第八条规定，“国家秘密包括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下列秘密事项：（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
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
项。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不属于国家秘密。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属于国家秘密。”
中国保密规定有两个特点：（1）保密范围广泛，不只是国防、外交，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国家秘密；（2）
在报道过程中媒体经常很难区别哪些资讯是秘密，哪些不是秘密。于是，1992年6月12日，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
合发布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提出“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实行自审与送审结合的制度。”“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向新闻出版单位的采编人提供有关信息时，对其
中因工作需要而有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事先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批准。并向采编人员申明：新闻出版单位及其采编人员对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申明属于国家
秘密的事项，不得公开报道、出版。”
1、不掌管秘密者泄露国家秘密同样受到追究。
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
定，泄露国家秘密，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酌情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所说的“泄露国家秘密”者，可以是掌管秘密者，也可以是不掌管秘密者，普通老百姓也可以
因泄露国家秘密而犯罪。《每日新报》2003年6月28日报道：重庆市国家安全机关首次向媒体宣布，一起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重大要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
黄可俟被绳之以法。黄可俟从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采取到市内各废纸收购点购买废纸的方式，共收购了２００多份国家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把其中
近30份标有国家密级的文件、资料出售给了福建关系人，并由此流向了某国间谍情报机关在香港的外围组织手中。
我国的媒体都是国家所有的，绝大部分都是党政机关的机关报，它们接触国家秘密的机会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所以更
得受这个法律的约束。而且，我国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只处罚那些向外界（包括媒体）泄露国家秘密者，而是同时处罚新闻从业者。为了避开这种风险，最好离秘
密远远的。可是这样，人民应知的情况也常常会难以见诸传媒。
2、没有“公众利益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或习惯。
如前所述，元旦刚过广州的一家医院就发现与萨斯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被感染，媒体没有报道，直到1月21日，广东
省卫生厅用文件告知各医院此病是一种不知名的传染病的情况下，媒体还是没有报道。直到这种传染病已经蔓延三四个月，中央撤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以后，中国
传媒才广泛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不经过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媒体是否因揭露问题符合公众利益就可以免受处罚呢？对于这一点，
无论在中国的行政中还是在司法中，实际上都无法得到保证。
法学理论告诉人们，“一项机密资料，如在公众利益下应予以公开，便失去了保密责任的保障，法庭也不会阻止其公开。”[4]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草案在修改过程中，曾经采用过公众利益的原则，2003年7月，就在这个草案在香港立
法会通过遇到困难的时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特区政府决定对《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作出三项修订。其中一条就是：“为加强保障公众人
士，特别是传媒界的利益，在有关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的条文中，加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5]这意味着：传媒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披露了官方机密，就可
能免于处罚。虽然这个草案后来被无限期地推迟表决，但特区政府所提出的公众利益原则还是可取的。
如果中国大陆在有关传媒保守国家秘密的司法实践中，也能够让传媒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传媒报道自由的活动空间就将大为扩展。那么，像传染病传播那样天日昭昭的事实都能掩盖的现象，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3、法律上没有保护新闻来源一说。
中国传媒都是有级别的，它们从来不批评同级党政部门，更不会批评上级党政部门。在发表批评和监督下级党政部门或者
普通群众的报道的过程中，中国新闻工作者一般也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意识，以保护新闻来源免受打击和威胁。但如果是同级或上级党政部门来了解新闻来源时，他们
肯定会把新闻来源供出。在法庭上更不会隐瞒新闻来源。这都因为中国媒体都是国家所有，且大多是党政机关的媒体，他们无法做到不提供新闻来源，而法律和社会
习惯也没有赋予传媒这种权利。
而在美国媒体却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权利。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03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威
尔逊指责布什政府歪曲情报以“夸大伊拉克的威胁”。这自然使布什政府难堪。7月24日，芝加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撰文称，“两名政府高级官员”向他透
露，威尔逊当时是在其妻的建议下，才被派往尼日尔的。此文还公布了威尔逊太太在中情局工作这一敏感事实，并将她在国外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姓名公诸于众。分析
家认为，中情局特工身份的泄露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严重违规行为。这毫无疑问是泄露了国家秘密。但有趣的是，司法部并不去向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调查，而是
颇费周折地去向国防部和国务院作刑事调查，要它们提供包括电话录音在内的各种资料。这是因为，在美国记者和媒体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权利。正如诺瓦克说的：“
作为一个有着46年工作经验的职业记者，我不会泄露我所获机密的来源。”[6]
记者不能保护新闻来源，一旦报道出了问题，记者不但遇到麻烦，连同他的新闻来源也一起遇到麻烦。这也构成中国传媒活动空间不大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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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保守国家秘密，中国《刑法》把泄露、非法获取、非法持有、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和情报的行为都列为犯罪，国家秘密按照《保密法》的规定是指“关系到国家
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所谓泄密包括国家秘密被不应当知悉者知悉和国家秘密超出限定的接触范围而不能
证明没有被不应当知悉者知悉这样两种情况。所以中国损害国家秘密的犯罪也是“行为犯”，不需要证明给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威胁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