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周代就已经有了藏书机构。最著名的藏书官员恐怕就是老子了。只是中国虽然藏书有着悠久的传统，毁书也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刘向父子在汉朝弄出了第一部国家藏书书目《七略》，共有藏书13269卷。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藏书因战乱而流失，到东汉初年书简只有2000多辆车就能装完。在东汉最盛时，藏书可以装7000多辆车而到了末年，又再一次亡佚，只剩下70多辆车的藏书了。而很多写在绢帛上的，大多裁了去做别的用的。

梁元帝萧绎

南北朝时的南梁梁元帝萧绎时期，有藏书140000卷，这位皇帝却是非常小气兼狠毒，被宇文泰围城时，把这些书全烧了，并且把宝剑拍在柱子上打断，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幸亏此时纸已经大量使用，私人藏书出现了。当然，还有一个应付的法门，那就是刻在石头上。佛教经历过3次禁佛运动，为了保存佛经，他们把佛经刻在石头上，云居寺石经就是这种产物。
隋炀帝虽然是个昏君，但是爱书若渴。他曾下诏求书，献一卷书，赏一匹绢，抄写完了再还给本人。隋炀帝在观文殿建了14间藏书室，极尽奢华。《文献通考·经籍考》载：

“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番炉前行践(踩之意)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果然是隋炀帝的风格！

中国的禁书史与藏书一样悠久，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其他一概焚毁。虽然遭此大难，但是诸子百家之书到了宋代，经马端林考证，也不过是丢了少数一些篇章，大部分并未焚毁，倒是秦始皇允许留着的书大部分都没有了。

此后历朝历代的禁书中，谶纬预言，星相等书都是属于严禁之列，更是法律明文规定严禁私自修习天文。中国科学的不发达或许也与此有莫大干系吧。例如唐律明文规定：

诸玄像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

宋朝的律法也有同样的一条，一字不差。宋朝禁书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文字狱的倾向。有名的朱墨本就是其一。《神宗实录》多次重修，重修时原来的内容用墨书，新加的内容用红字，删除的内容则用黄色抹去。没想到这个原本流出到了民间。而元祐党禁时，政治斗争激烈，朝廷下诏，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不准修习，全部焚毁。只是如何禁都不管用，这些被禁的文章称为大家争相传诵的文章。

历朝历代以来，著作被禁的名人很多。除了苏轼，黄庭坚，还有朱熹也被禁，庆元党禁时，朱熹的书被称作伪学，朱熹注过的四书五经也受牵连，考试的时候，如果写的内容涉及到四书五经的内容，就会考不上，就像现在的高考零分作文。

明清之后的禁书就熟悉多了，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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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天一阁买的这本《古籍常识丛谈》，还专门盖了一个天一阁的书章。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走的是一种技术中立的角度。让我想起了奇幻小说《龙枪》中的中立之神，历史的记录者，那位整日呆在图书馆里洞察历史的阿斯特纽斯来。当然，对历史大跨度的审视，尤其是对近现代史也是如此宏观观察，往往能得出一些更精粹的观点，而不会纠缠于细枝末节。

中国政治的早熟，大一统观念的过早形成，阻碍了地方上多元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步伐。而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农业国家的阴霾。2000年来的帝制，直到现在最高领导人仍然更多体现出仲裁的角色，一如往昔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法制，社会的维系更偏重于道德，也因此影响到现在仍然是人治多于法治，同时脱离不了专制的窠臼。同样，中国自古没有信用体系，这使得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更加难以转型为商业社会。直到现在，信用体系在中国社会仍然阙如。

中国的现代的官僚体系和清朝还是很想象，“官僚既已1500个县为可以相互兑换的职位，也不便令他们相互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国家对全体大众的领导，“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可以说，中国直到如今，仍然在重复着2000年来一朝一代循环往复的故事。只是不知道何时并怎样才会有一个突破？